永远缅怀未曾谋面却为“振邦”而生的爷爷
图/文 王越群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听村上的老人们说：“你爷可不是一般人，厉害得很呐，村上谁家要是闹矛盾、婆媳之间吵架、两口子打架、小孩子淘气不听话等，只要你爷往村巷子一站，马上都乖乖地不敢吱声了。”还听说:“你爷的德行好啊，他特别喜欢打牌，但绝对不让小孩子和年轻人到牌场子来，即使小孩子过来，他马上给上几个小钱让孩子离开，不让看见大人们打牌的样子。”还听说：“你爷死得可怜呀，为了给村上办学校，被人害死的”“......”。村里老人们的描述，让我从小在心里就感觉爷爷是一个性格很刚性又非常了不起的人。
一、秉持耕读传家美德的爷爷
但是，真正让我对爷爷刻骨铭心的敬佩与怀念，则是后来听过父亲、三大（三叔父）、爹爹（四叔父）陆陆续续讲过爷爷在世时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爷爷为民办学，冤逝狱中前前后后令人心酸与敬佩万分的旧闻真事。
在旧社会，我的家乡虽然是个离省城比较远的渭北农村，但也是自古有名的“同州府”的管辖范围，虽然距离县城约25华里左右，但却有着浓厚耕读文化的气息。听父亲说：爷爷的上几辈都是有点文化的人，这从家里保存下来的一块碑文中得到反映。
这块碑文堪称家族文物，是族人率其子在光绪二十年八月，根据清朝政府对其叔父的贡献及妻尽守节孝表彰的“节孝碑”。从这个碑文内容可知，爷爷的先辈“王殿魁”不仅是典型的德高望重的读书人，而且家风很正，其妻子为人处世涵养极高，恪守孝敬之道，并因此受到清朝地方政府的表彰。
爷爷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这个碑文勒石时，爷爷刚刚6岁。据《大荔县志》记载，此年，大荔县境内突然大面积流行烈性传染病，“喉症大发，伤人无算，甚至有全家病死者。”据此推测，在爷爷的上辈同辈族人中，应该也有不少人因此死于非命，但爷爷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冥冥之中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应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的太爷爷给爷爷起名“王振邦”，意思就是要为振兴国家而生，这个名字即使放在今天，我觉得也不落俗套，很大气，很有内涵，富有浓浓的家国情怀。爷爷绝对是继承了家族耕读传家的良好家风传统，也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并且十分重视对父亲兄弟四人进行潜移默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与文化教育。应该是这个原因，爷爷给父亲兄弟四人起名就很讲究，每人都是两个名字，一个官名，一个乳名：大伯官名王克孝，乳名王金海；父亲官名王克悌，乳名王拴海；三叔官名王克忠，乳名王拴才；爹爹官名王克勇（因爷爷去世时，爹爹只是个小孩子，官名从来没用过）；乳名王生才。
听父亲说，家里在爷爷之前的几辈人，家族虽说够不上富庶，但尚文重教、书香传承则毫无疑问成了家族的一贯风范，生活上应该还算过得去。大概到了爷爷这一辈，随着世事变迁，家里就一般化了。但祖辈的血脉相传，让爷爷成为一个旧社会乡村中难得的很有眼光的人。
那时，虽然已是家道中落，家里相对比较穷困，但爷爷对父亲他们却依然进行着极为严格的恪守传统美德与思想教育。曾听父亲说，在大伯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爷爷就把大伯送到了大荔县中药店当学徒，后来应该是通过朋友关系，把大伯又转到蒲城县印书馆当学徒和帮工，父亲则被爷爷送到县城里开门面铺子做生意的有钱人家当“相公娃”，一来可以混口饭吃，二来可以受到严格的做人实践教育。父亲说，当“相公娃”时，虽然白白给老板家干活，分文不取，但在老板对做人极为“讲究”的严格要求下，确实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以至于对他后来做人做事的方式及恪守忠孝美德，也产生了很多影响。父亲曾经对我说：老板经常会严格要求“相公娃”必须有很好的人品对待任何一件小事情，并会用一定方式来表现的。如，每天店铺下班打门，不管老板在与不在，“相公娃”都一定要自觉地打扫完店铺卫生后才关门下班。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吃饭时，父亲总要求我吃饭前在饭菜端上来后，先给每个人分发筷子，并说：“家里来客人，不能自己先吃，而是应该摆好筷子，这是对客人的尊重，然后才能吃饭。”吃完饭后，父亲要求我收拾碗筷抹桌子，我拿起抹布就左右开弓将桌子上掉的饭菜渣胡乱向下抛，父亲及时纠正我说：“抹桌子不能把菜渣子向外抛，因为那样做就会把饭菜渣滓抛到四周客人的身上，应该用抹布从桌子四周向自己怀里抛，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客人了。”我当时眨巴着一双小眼睛不解又好奇地问父亲：“谁教你这样做的？”父亲说：“当相公娃的时候学的。”直到现在，每次遇到吃饭后抹桌子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说的这句话。由此可见，爷爷让大伯当学徒对大伯获得善良性格的影响，让父亲当“相公娃”对父亲秉持优良美德思想的影响以及父亲对我的影响，这些都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为民办学拍案而起的爷爷
听父亲说，后来爷爷蒙冤去世，他本就已经无比悲愤，同时还因此又被迫中断了他继续当“相公娃”的生涯。
爷爷的蒙冤，起于为民办学。这件事不管是从村里老人们的口中，还是父亲和叔父的多次面聊，我在听过无数次之后，很多细节也在反复听的过程中清晰了起来。
我们村过去叫“大壕营”，之所以称为“营”，是源于明朝初年的“军卫屯田”，即明朝历代政府在全国推行军队屯田、战耕结合的制度，以达到以世袭军士保证兵源充足的目的，并保证及时抗御外来侵扰和镇压人民反抗，而军队就地屯田自给，以减轻国家养兵的沉重负担。大荔县古代人烟稀少，土地空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明代的军屯遍布全县境内所有地盘，从外地迁来驻扎下来的军队，多以“营”为建制，且基本为家族世袭屯田为特征。我们村在古时候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大壕沟，因此，在此安营扎寨的家族为纽带的屯田军队，便称之为“大壕营”，村名的形成大致如此。
2012年兄长王合群任村主任时，我起草的村部迁建捐资纪念碑（在兄长的号召与带领下，我和堂弟王勇、王成、王戎、王晖均有捐款）
根据村里老人们的说法和父亲叔父的诉说，以及从我家仍保存完好的爷爷当年打官司的状子原文可知，在上世纪40年代前后，大壕营已经分为“东壕村”和“西壕村”，我们村就是“西壕村”。因为村子里没有学校，村上的孩子们上学都得走好几里路去邻村（东壕村）公立完全小学。那时候，两村之间不仅很是空旷，野草丛生，而且野狼成群，经常出没于村子周围，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村里有不少人都被狼吃了。正是这个原因，村子里除了少数人家的男孩子去邻村公办学校上学外，多数家长都不敢让孩子去上学，尤其是大量的女孩子就这样自然辍学了，旧中国大量文盲就是这样形成的。
面对当时村里孩子没办法上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眼睁睁的变成“睁眼瞎子”的现实，尤其看到村民们受几千年根深蒂固封建传统旧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如果让孩子去邻村上学，不仅要缴学费，而且路途的危险以及邻村学校校风不良等原因，对女孩子上学接受教育都没有了想法。对此，爷爷看在眼里，着急在心里。从爷爷为民兴学与黑暗势力斗争打官司的诉状内容可以看出，爷爷当时联想到国家近代以来，国家之所以山河破碎，积贫积弱，饱受外国列强欺凌，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文化教育的落后造成的，如果村里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都不去上学，国家振兴的愿望将很难实现。
于是，爷爷就和村里一个名叫邱宗岳的老先生合计，由他担任学校董事长，邱老先生担任村民代表，号召村民集资，捐款捐物，出人出力，在本村兴办一所不收家长学费，只接受殷实人家的捐赠的向全村老百姓孩子都能接受教育的“贫民女子小学”，并向当时的大荔县政府和大荔教育主管部门做了申报，获得了县政府同意兴学的许可。
爷爷办学的号召，村民们自然兴高采烈，一致赞同。于是，爷爷一呼百应，村们们纷纷捐钱捐物。很快，在当年暑假前，学校就建了起来，爷爷和村民们都期待暑期过后，孩子们能背上书包到自己村上的学校去上学。作为当今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我非常崇尚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大力倡导乡村教育的“农村教育观”。如果说陶行知先生是一位身处上层并拥有极大话语权的教育“大人物”，用自己的学识、名望和影响力，身体力行为通过乡村教育改变中国贫穷落后而奔走呼号的话，那么，身处穷乡僻壤、家境贫寒却又用一己单薄之力想为本村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的贫民子女寻得一点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的爷爷的艰辛，又是何其之伟啊！况且，爷爷为民兴学的壮举，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换来的是自己的身陷囹圄与家破人亡，更让我对爷爷的气概敬佩万分。
三、为民兴学赴省为民请命的爷爷
可是，等到开学时间到来之时，爷爷和村民们不仅没有等来县上教育部门办学批复的正式文本，反而面临被黑暗势力控制下邻村学校贾姓校长与黑恶势力勾结对爷爷的诬告与迫害。
从爷爷留下的诉状原文可以看出，当时，村上“贫民女子小学”建好后，爷爷在国民党县政府见到了办学许可文件，但教育局却始终“留中不发”，一直没有发放，其原因主要是邻村公立学校校长从中作梗，该校长本来就是贪腐之徒，在公立学校有政府拨款的情况下，还要向村民们摊派钱财，敛取不义之财。据爷爷呈送给省教育厅“为仗势贪污毁灭学校恳恩做主事由”状告原文附录所列，该校长当时贪污事实分别是：让学生募捐生熟铜铁伍仟余斤；假借抗敌募捐本村（西壕村）大洋壹佰壹拾元；妇女成人班每人交棉袜各一双共八十双；每星期该校学生每人派纳铜元五枚（二百二十人年共计铜元四百八十串文）。再加上爷爷了解到，该校长和县教育局主管人员存在裙带关系，且学校内个别教员坏名在外，致使村民都不愿让女孩子去到那里去上学。因此，爷爷的义举影响了他的生财之道和名声。
正因为如此，面对爷爷为民办学的义举，该校长便气急败坏，立即勾结恶霸对村民和爷爷施加压力，并导致爷爷所办本村贫民学校无法按时开学。对此，爷爷和邱老先生得知情况后非常气愤，就去县里理论。谁知这一理论带来的竟是恶势力们更为疯狂而霸道的报复。该校长勾结恶霸们，全然不顾村民们用自己的血汗钱盖起来的学校，全然不顾村子里孩子们渴望读书、摆脱文盲的迫切愿望，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拆掉学校所有校舍。村民们虽义愤填膺，却也只能无奈的眼睁睁的看着学校被毁灭。
面对这种令人气炸肺的情况，爷爷自然难以吞咽这口恶气。于是，就和邱老先生一起，分别以村民代表和学校董事长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给当时的陕西省教育厅长的诉状，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七月，由爷爷亲自带上赴省城西安找省教育厅厅长告状。该诉状原文如下：
诉状原文:
具呈人:村民代表邱宗岳；理事长王振邦。年不(同)岁，系大荔县许源乡第四保大壕营人。为仗势贪污、摧残教育、毁灭学校，肯恩做主事缘。民等念我国文化落后，屡蒙列宪热心提倡导化，务期人人识字，提高民族地位，民等在大壕营村设立贫民小学，集生向学，渐化民智，聘年高学优者教授唯是，初创财政困难，需款颇多，由各热心殷实募捐。民等事前已呈请大荔县政府及教育局立案，县府指令照准开学，而教育局留中不发两月，置之不理。查东大壕村原有县立完全小学学校长XXX与鄙县教育局委员XXX是伊之表弟，勾串前来◎◎，假公济私，无理要求，以势压迫着民本村每年金贴伊东村校内大洋一百捌拾元，又抢迫借去棹椅叁拾付，校牌一对，又去岁将民等村内四椽大庭房拆去三间，木料砖瓦等完全拉去，否则立逼解散本村之女校。不然，要罚本村经费。该XXX与XXX二人姑表之谊，狼狈为奸，意图将民村女子学校归并伊校，扩充伊之势力。该校不能招女生者，也有原委，该校聘请X女士充任校员白天宣淫，由此污名播扬，远近咸知，女生皆裹足不前，所以不能成立。查该校系县立，经费筹有底款，况伊为东壕村，民系西壕村，何能干涉？再民等合村同意女子上学不能远出，故在本村设置一不耗费公款，二不摊派学费，皆由本村殷实自愿帮助（的学校），该XXX同伊表弟XXX以为亲谊，胆敢藐视法律，仗势压迫，毁灭圣道，暗无天日，况XXX品格不正，近又运动民村助理员XXX、理事员XXX，二人为叔侄辈，在本村校内阳奉阴违，助纣为虐，名为校内办公，（实为）暗中破坏。民等所言XXX贪污各项合村皆知，如民等虚言，情愿反坐其罪，民等于国历七月一日已呈一禀，至今未奉批示，民等心实难甘，故得以再恳请伏祈。
钧厅派员调查清楚，依法治罪，以儆将来俾资本村学校存立，以近文化，则民等合村民众感激再生之恩以谨呈。
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鉴核
1940年7月爷爷赴陕西省教育厅状子复印件
我经常会翻出这份80多年前爷爷为民请命，为国兴学震撼心灵的诉状，每次看完都会被爷爷与旧中国黑暗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抗争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心目中无形充满着对爷爷的敬佩之情。
听父亲和叔父及村里人说，爷爷告状出发的那一天，全村人自发全部集中在村口为他送行，爷爷大义凛然出发的豪迈气度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村民。我们村子旧社会是个城堡式的村子，有四个城门。我们家是南城门口的第一家，爷爷从家里一走出来就出了城门，面对着全村男女老少乡亲们一双双充满着气愤、期待、无奈、担忧的眼神，以及你一言我一语的千叮咛万嘱咐，爷爷信心满满的让乡亲们放心，一定能打赢官司。于是，爷爷便在父老乡亲们翘首以盼的目送下，头也不回的徒步离开村子，孜身一人踏上了为正义、为民族、为百姓、为旧中国乡村孩子们能读书识字而与贪腐与黑恶交织在一起的反动势力进行较量的崎岖之路。
四、大义凛然冤逝九泉的爷爷
爷爷哪里知道啊，在万恶的旧中国，天下乌鸦一般黑，哪有什么公理可言，哪有什么道理可讲。根据《大荔县志》记载，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大荔县一方面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货币一再贬值，另一方面，政治黑暗，反动政府官员贪污腐化成风，从民国三十二年(1943),大荔县长王昭旭借运粮之机,把仓库的小麦在大荔高价卖出,准备到韩城低价买进,企图吞差价和运费等明目张胆的贪腐行为，完全可以折射出爷爷当年面临的处境是多么的凶险与暗无天日。
爷爷不曾想过，他的这一举动，更加触怒了那些对他本来就怀恨在心的反动痞霸势力。听三叔和四叔不止一次对我说，当时，爷爷前脚走出村子赴省告状，XXX校长便立即勾结痞霸村霸，并直接与县警察局勾结起来，完全按照中国封建社会奸佞之徒陷害忠良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套路，反而诬告爷爷，给爷爷找了一个“赌博”的莫须有的罪名，直接通缉抓捕，使爷爷由为民请命的原告，一下子反转成遭受迫害的被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让父亲彻骨痛心的认为，“赌博”一词就是招致爷爷冤逝和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因此，父亲自己不仅一生痛恨赌博，终生不嗜烟酒，皆源于此。而且，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对我说：“你爷爷就是因 ‘赌博’二字而被嫁祸致死的，你永远都不能沾染任何赌博的坏毛病”。受父亲影响，我也是终生滴酒不沾，即使娱乐也从不打牌，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自觉的“信仰”。
那时，本村在省城做生意的一个王姓老乡，在爷爷刚到省城后就知道这个消息，赶紧给爷爷通风报信，并好心叮嘱爷爷千万不能再回家去，否则，肯定就要遭受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听到这个消息后，爷爷虽然更加气愤，但也深知告状之事自然难有什么结果。于是，就只能在外东藏西躲好一阵子。
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听父亲说，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爷爷突然翻墙回到家里，但就是这个翻墙举动，爷爷便被立即投身大牢。爷爷回来时候是后半夜，整个村子宁静的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翻墙跳回家的那点声音，竟然被同为本村的另一个与邻村恶霸有裙带关系的人听见了，连夜给恶霸通报。结果，在村子天色刚刚发白的时辰，恶霸与狗腿子就来到家里将爷爷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
如此大的动静，自然惊动了全村老少，于是，村里人又来到南城门口，再次集体目送爷爷被反绑着双手，大义凛然的被抓走的悲壮场面。父亲很多次对我说，爷爷当时临走的时候，面对再次目送他的全村人，义愤填膺的只说了一句话：“官司打不赢，我王振邦绝不回大壕营！”
父亲和村里人的描述，使我联想到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些不畏强敌、慷慨赴死的震撼场面，爷爷是大英雄的高大形象，在我内心深处反复回荡，影响着我一生的思想。
父亲说，爷爷被投进大狱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罪名，因此，警察局的定性是“姑念初犯，免加申斥”，意思就是将爷爷吓唬吓唬就可以，不需判刑。但是，那些对爷爷怀恨在心、一心想置爷爷于死地的XXX校长及痞霸反动势力，绝不肯就此善罢甘休的放过爷爷。于是，就与官府勾结，狼狈为奸，由时任县政府县长亲自插手，将“姑念初犯，免加申斥”的“免”改为“严”，意思完全相反了，变成了“姑念初犯，严加申斥”。就这样，在黑暗势力内外勾结下，仅仅只用了一个字，就导演了一出直接置爷爷于死地的滑稽反动剧。由此，爷爷直接面对的便是反动警察乱棍下的严刑拷打。
爷爷是个刚强之人，但在反动派的牢狱里，只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气之下，后背气得生了个大疮，以至于到最后在狱中气息奄奄，滴水不进。反动警察局和那些恶霸们一看达到了目的，不仅不给爷爷治病，反而毫无人性的通知家里将爷爷拉回去。
我小时候，父亲每次给我讲到这个令人气愤的情景时，总是充满着对旧社会的满腔怒火。父亲说，当时他和大伯去县里把爷爷用架子车拉回来时，爷爷已是奄奄一息，但爷爷用孱弱的声音对父亲和大伯说：“我把官司没有打赢，我没脸见父老乡亲，不能回大壕营，你们把我放在村外的场房（全村收割小麦后碾打粮食场地上堆放杂物的小房房），不能进村。”于是，父亲和大伯只能听从爷爷的要求和按照爷爷的愿望，将爷爷放置在村外的“场房”，全村人都先后来到场房，气愤而又心酸的最后再送爷爷一程。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古历八月初八，爷爷带着未能实现的在乡村“集生向学，渐化民智”的美好愿望、带着对旧中国黑暗反动势力的深仇大恨，含冤去了另一个不再有人间折磨的世界。
也许是反动黑暗势力迫害的爷爷的恶行，触怒了苍天大地，就在爷爷冤逝后整整一年之后的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午，大荔县境内竟发生日全食，天黑如夜，星满天，鸟雀乱飞，鸡犬乱撞，秋天黄河大涨，全滩淹没，水深数尺。
五、爷爷冤逝后父辈的壮举
奶奶姓石名冬娥，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比爷爷小整整10岁，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村小脚女人，虽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既没有什么文化，也从没出过家门。爷爷含冤离开人世时年仅52岁，奶奶也仅42岁，大伯才只有19岁，父亲也不到15岁，三叔也只有13岁，四叔是个不满6岁的小孩子。爷爷去世后，奶奶突然感觉天一下子塌了，以前所有事情都是爷爷操心，再说爷爷那么刚强有力量的人，奶奶也不用操什么心。可是，现在却完全不同了，奶奶觉得自己没文化，怎么面对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以后的活命呀！如此窘境，怎样才能把家撑起来，别说对一个从没出过门的文盲小脚女人，就是有着健壮身体的农村妇女来说，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恐怕也难以支撑家庭突然倒塌所面临的困境。奶奶从此面临的必定是啼饥号寒、悲凉凄惨、虎狼胁迫的艰辛度日与漫漫长夜。
听四叔说，当时，在村里左邻右舍的帮助下，奶奶和父亲兄弟四人在安葬爷爷后的第二天，大伯、父亲、三叔擦干了充满仇恨的眼泪，带着无限愤怒的心情，离家外出谋生去了。四叔说，那天中午，他和奶奶在家，奶奶洗完了前一天过事用过的碗碟杯盘之后，才有时间静下来诉说内心的冤屈，一个人坐在屋檐下的捶布石上，不断的大声痛哭，哭干了眼泪，哭肿了双眼。当时只有6岁的他，守在奶奶旁边，似懂非懂的不断摇着奶奶的肩膀，喃喃的哭着说:“妈，不哭。妈，不哭。”四叔当时哪里知道，奶奶日后的光景该有多难呀。
由于爷爷被关进大牢，父亲在县城的“相公娃”的差事自然也当不成了。奶奶的无奈与无助，也让父亲兄弟四人除了四叔因年龄太小留在奶奶身边外，从此都被逼无奈的走上了自谋生路的艰辛历程，大伯继续带着父亲去了蒲城县打工去了。在蒲城县，他们兄弟二人特别珍惜东家给的活命机会，不仅干活勤快卖力，而且善良真诚，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等都很受“东家”喜欢。爷爷冤逝后，东家也很同情大伯和父亲少年就失去父亲呵护的不幸遭遇，并想方设法为父亲和大伯的长远生活进行着各种努力与帮助，先是将大伯介绍给蒲城的大娘家，做了大娘家的上门女婿，使大伯算是有个家，立了业，让奶奶不再为大伯的生活和成家立业而犯难了。
与此同时，当时抗日战争虽然已经到了后期，但战争尚未结束，民国政府在全国的征兵工作还在进行。听父亲说，有一天东家对他说：国民政府正在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招募一批必须是中学毕业才能应征入伍的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战争。东家一是认为父亲虽然不是中学生，但写得一手好字，悟性也很高，学习能力很强，还有很好的品行；二是认为按照国民政府的说法，知识青年从军抗日，政府对入伍青年的家人有优待，四年不纳粮，不封草，不出兵，对奶奶和三大和爹爹都能减轻很多无谓的负担和生活压力（但事实上父亲从军后，家里的负担从来没有一点减轻，地主照样要账，保长甲长摊派的各种催粮纳草的“白条子”照样贴满了屋里的墙壁）。
因此，这个好心的东家就动员父亲去应征入伍，并由他想办法打通关节为父亲办理中学生的相关手续。父亲当年刚满16岁，就这样成为了一名为活命、为拯救家人，为民族、为国家、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毅然奔赴抗日前线的年轻英俊的抗日战士。临出发前，父亲穿着一身正气的抗战军装，和大伯从蒲城回到家里，向奶奶、三叔、四叔及村民们正式告别，并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1日，全家所有人一起走进大荔县城一家最好的照相馆，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全家欢送拴海远征留念”的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也是全家人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正因为如此，令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始终未能见到过爷爷的容貌，只听村上人说我父亲长的很像爷爷。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4年1月1日）全家欢送父亲远征留念（前排中间为奶奶，右一为四叔，左一为姑姑的儿子；后排左一为父亲，左二为三叔父；右一为大伯）
经查阅相关资料方知，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知识青年踊跃从军，是一场由国民政府发起，大、中学生投笔从戎，保卫祖国的爱国运动。进入抗战后期，1944年9月，国民政府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并在社会上大造声势，报纸、标语加大宣传，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一时间在很多地方形成知识青年从军热潮。根据《大荔县志》大事记记载，1944年12月，在国民政府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抗日运动中，大荔、朝邑、平民三县共367名知识青年应征参军。
1987年父亲回忆参加“知识青年从军”及参加辽沈战役起义情况手稿
父亲的此次从军远征，是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滇缅前线对日作战而组成的青年远征军，父亲虽为一小兵卒，但在抗日前线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父亲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自然看不到也不可能想到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也有为其统治服务，强化独裁专政的目的。但父亲作为从军的“知识青年”本身，毫无疑问是抱着满腔爱国激情来参军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生存、民族的安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立即调兵遣将，并开始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起内战，父亲作为国民党的部队，被蒋介石一声令下，从云南空运到东北沈阳辽沈战役前线，编入国民党新一军五十三师三团机枪二连，任少尉排长。
父亲1948年11月1日起义前任少尉排长时照片
但父亲对国民党打内战深恶痛绝，遂于1948年11月1日佛晓，跟随师长许赓杨在沈阳起义，并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教导队排连级干部队开始新的学习，又为沈阳和平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父亲那种不辞辛苦、忘我牺牲以及在中国前途命运处于光明与黑暗较量的关键时候，弃暗投明的英勇精神及历史功绩，当然也应该永远镌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无名历史丰碑上和我们家族后辈每一个人的心中。
曾听三叔说，爷爷去世后，他为了生活，也为了减少奶奶的精神负担，先是给地主家当长工，打短工，后又流浪到四川，最后和本村家里同样贫寒的昌娃叔（赵昌兴）一起，到宝鸡在资本家开设的工厂做工，也是一路心酸艰难。直到新中国成立，三大竟然三转两转的成了国家工厂的正式技术工人，并被派往辽宁抚顺等地学习培训考察，走上了新中国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道路。
听四叔说，他小时候虽然失去爷爷的呵护与教导，但他却自觉继承了爷爷重视读书的遗训，1947年前还是坚持在位于东壕村的公立完全小学读书，长到十二、三岁时，因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考入大荔简易师范学校。1948年深秋冬在我们村发生解放战争著名的“荔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为配合全国战略形势需要发动“荔北战役”，至10月14日战斗结束，共歼蒋军及地方武装25300余人，俘蒋军师长万又麟以下官兵一万一千多人）爆发后被迫停学，然后也是与三叔一起，先是流浪到宝鸡印染厂给资本家当童工，忍饥挨饿，凄楚不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家乡解放，1951年1月返回大荔中学读书，半年后又被招入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西北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工作，彻底摆脱了因爷爷冤逝后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
结束语
1949年3月4日，大荔解放。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留下的残余势力，人民政权相应建立后，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除暴安良，并于1949年冬季处决了行凶作恶、仗势欺人、逼死人命的恶霸和杀人成性的土匪。据老人们说，当时在我们村的大庙院子，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枪毙迫害我爷爷的恶霸，父亲和大伯被作为受害人亲人的代表，手持大刀，义愤填膺的上台控诉恶霸欠下我爷爷的血债，恶霸随后被立即处决，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爷爷的冤案也得以昭雪，父辈们也各自成家立业，生活安定，奶奶也比较幸福的活到了1969年腊月二十四日，年过七旬因病仙逝，与爷爷合葬于村西头称之为西坡的自己墓地。
爷爷奶奶长眠之地——大壕营西坡坟地
爷爷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一生秉承先祖尽忠报国的遗训，为人忠厚，助邻为乐，刚正不阿，誉满乡里。尤其是他老人家对我的父辈兄弟四人严格的家庭教育、优良的家风传承，对国家与民族命运从底层发出的呼声，对旧中国身处最底层农民们的疾苦所发出的自觉担当，为振兴旧中国乡村教育所表现出的伟大行动，对万恶的旧社会反动势力所表现的嫉恶如仇、爱憎分明、大义凛然、肝脑涂地的壮举，永远都是我们王氏家族所有后代值得继承的精神财富和不竭动力。虽然爷爷的有生之年并不是很长，但他老人家的精神生命却是永生的，并永远激励着我们子孙后代，要铭记家国情怀，坦诚做事，真诚做人。
爷爷的生命犹如他的大名一样，为振兴国家而生，为安邦兴教而活。我将永远怀念未曾谋面却为“振邦”而生的爷爷！我因爷爷而自豪！
跋：本文写于农历辛丑年清明时节（公历2021年）时，今历丙午年（2026年）清明节又临，旧文重读并略修，再次缅怀我未曾谋面的爷爷及所有谢逝的父辈，特别是无限思念的父母。
作者简介：王越群，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师培训学院退休教师。爱好书法、文学艺术。退休以来，仍然积极活跃在各条工作战线上。现担任陕西省老教授协会常务理事，陕西学前师范学院老教授协会会长、关工委副主任、陕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区域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兼首席专家等专业职务，同时兼任民进陕西省委会直属工委主委、民进陕西省委会提案委员会主任、民进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总支主委等社会职务。
编辑：王 颖
审核：赵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