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师生情
——回忆先师陈登原教授
文/张思恩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中外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陈宜张先生的先进事迹。先生在军事医学教学科研第一线刻苦奋斗60多年，为祖国做出了光辉的贡献。介绍一开始，说他出身于浙江余姚县的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这立即引起我的特别注意。浙江余姚县几十年来一直对我印象深刻，因为他是我敬爱的老师陈登原先生的故乡。介绍后来终于说出了陈登原教授的大名。原来，陈宜张院士正好是先师陈登原教授的长公子。
陈宜张院士今年88岁，1946年考入国立浙江大学，曾得到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王季午、谈家桢的亲身教诲。1951年毕业后进入第二军医大学任教，60多年间专心致志，一直扎根教学科研第一线，做出了令人仰慕的业绩。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10个奖项，编写出版我国第一部《神经系统电生理学》教材等著作10部。潜心教学，精勤育人，为军队万余名军事医学人才讲授过多门基础医学课程。亲身带教的38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已成为国内外生理和神经科学界的中坚力量。八十岁生日时，他讲述人生感悟说：“第一，要教好书，作为教师，教好书是天职；第二，要选好题，一旦明确科研方向，就要沉得下去，钻得进去；第三，要讲真话，像巴金先生一样不说假话，敢讲真话；第四，要做正直的人。”听了他这朴实坦诚的感悟，看到影像中他接受采访时谦和平静的神态，联想到我熟悉的当年陈登原先生的音容笑貌，他们父子二人确实有惊人的相通之处。我觉得陈宜张教授的杰出成就，除了多年受到党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刻苦努力以外，与父亲陈登原先生的言传身教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不禁又使我回忆起当年与先生相处的情景。
陈登原先生是我大学时最敬爱的老师之一。1900年1月29日出生于浙江余姚县周巷镇。自幼从父读书，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从上世纪30年代起，先后任职于上海世界书局，南京金陵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应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校长矦外庐先生的邀请，到西北大学任教。长期从事高校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刻苦钻研，勤于著述，先后出版的许多史学专著，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陈老师是当时学校文史专业中最有威望的教授之一。我刚进学校,早几年入学的学长们就向我们介绍,说陈老师是系上成就最大、最有威望的教授,深受学生的敬佩和欢迎。我觉得自己有缘聆听先生的教诲，心里很是高兴。接触多了，我切身感受到，陈老师把严肃认真作好教学工作当做自己的基本任务。先生对教书工作非常热爱，严格遵守时间。从外表看，身体清瘦。而讲课时，精神焕发，神采飞扬，热情奔放，使人受到很大的感染。讲课中渊博的知识，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语言，一直令人神往。他发给学生的讲义，取材广泛，资料丰富，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史料的出处，提供了大量的史书资料名称及卷次，便于学生作为进一步深入学习的参考。由于先生知识渊博，讲课时善于选用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资料，剖析史事，评论人物，说明问题。那绘声绘色的生动讲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讲课时对史料中文言文句子那简洁、准确而传神的翻译功力，使我从内心羡慕和钦佩。这对我后来的教学工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登原老师几十年间，一直积极从事历史研究，他刻苦勤奋、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在来西大以前，已出版了许多著作，如：《中俄关系述略》《荀子哲学》《唐人故事诗》《词林佳话》《天一阁藏书考》《古今典籍聚散考》《金圣叹传》《中国土地制度》《中国田制丛考》《中国文化史》《中国田赋史》等，在学术界早已久负盛名。但他仍毫不懈怠，孜孜不倦。在做好正常的教学工作以外，仍抓紧时间，进行科研，撰写文章，整理专著。他常说，自己得加紧工作，“不然怕时间赶不上了！”这种老当益壮，只争朝夕的精神，也使我深受鼓舞。每当事情繁杂，劳累困乏时，一想起先生那分秒必争、埋头苦干的情景，只好打消想偷懒的念头，赶紧振作起来，投入工作。当时先生正致力于《国史旧闻》一书的后期整理工作，我也在先生的指导下，帮着查阅核对资料，抄写书稿，在这些实际工作中受到很大的教益。此书是先生几十年积累的读书笔记，按照时代顺序编排，以专题为单元，按专题比较集中的介绍了大量中国古代、近代的历史文化知识，提供了许多有关资料的出处和线索。书中征引资料丰富，涉及方面广泛。对所引述的资料，分析研究，仔细评论。所加评论条理清晰，简明精当，对文史爱好者和研究人员来说，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国史旧闻》从1938年开始著述，凡七易其稿。以16开白纸装订，毛笔竖行楷书，分装几十分册，约200万字。颇受当时三联书店领导的重视，派陈原先生亲自到西安西北大学与作者谈判并签订了出版协议。《国史旧闻》第一分册正式出版后，又因出版社出版分工的变化，改由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第二册出版，1980年第三册出版。前三册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我到高校教书后，虽从图书馆借阅过，自己却一直难以买到。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第四册时，曾将1-4册全部印出过，第二次2014年才再有加印。直到2015年4月7日，我才通过北京的学生冯敏，专门到北京中华书局买到了多年我寻找的《国史旧闻》1-4册，实现了几十年的愿望，终于了却了纪念陈老师的一个心愿。
除了《国史旧闻》（1-4册）和出版的20多本著作以外，先生从青年时代起，还在《东方杂志》《金陵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历史研究》《文史哲》《人文杂志》等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又应邀在报刊上写了许多普及文史知识的文章。诗人毛锜当年任陕西日报记者，曾多次向先生求教和约稿，先生几次与我谈及此事，并鼓励我为陕报写稿（但我一直未能实现）。记得该报的专栏《陕西话旧录》，就刊发过先生写的《人面桃花》《张献忠》《烘云托月》等文章，颇受读者欢迎。先生逝世后，毛锜发表了《忆两教授》一文，热情赞扬先生和另一位老师傅庚生的学问道德和高风亮节，以寄托对先生的哀思。我读了该文也深受感动。不久前，我在电话中与诗人毛锜还谈及此事。
陈老师热爱学生，对学生的成长一直热情关怀和支持。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生活简朴。常鼓励我们：“人不可以骄傲自大，也不可以妄自菲薄”。“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鼓励大家树立雄心壮志，抓紧时间，读书学习。课间休息时，总是不顾劳累，忙着和学生交流,或解答问题。我和班学习委员李俊良、以及孙爱民等，课余、饭后，曾多次到先生家中请教探访，先生和师母严亚梅总是热情接待，亲切交谈，使我们在专业学习和待人处事方面受到很大的教益，至今难以忘怀。在讲课和言谈中，先生总是劝导我们应潜心静气，抓紧时间，多多读书，积累广阔的基础知识，做到“先博后专”，只有打好坚实的基础，才能为以后深入研究准备好条件。1957年夏，为了实现我班去南京实习的愿望，陈老师亲自出面去和主持工作的刘端棻校长申请，得到批准后，又亲自带我们去南京。系上派我和吉鸿斌同学负责照料陈老师的安全，外出活动我们经常在先生左右。这次实习先后参观了南京博物院、太平天国纪念馆、鸡鸣寺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中山陵、明孝陵、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玄武湖、燕子矶等。外出实习参观，先生和同学们一同步行，或者挤公共汽车，同甘共苦。这次实习，使我们这些大部分来自北方农村的学生大开眼界。增加了专业知识，提高了认识水平，一个个兴高采烈。大家对年事已高、不辞辛苦、促成这次远行并亲身带队实习的陈老师，更加热爱和尊敬。
在来西大任教后，由于先生在教学科研中的成绩显著，得到了师生的敬重，也受到了学校的礼遇。1956年西大评职称时，全校评出了一级教授二名，一个是教务长岳劼恒，一个是地质学家张伯声；评出二级教授二名，即陈登原先生和刘亦珩先生。二级教授月工资302元。先生先后加入九三学社、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有时兼作学校委派的任务，尽职尽责，努力完成。
1958年春天，在刚刚经历了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以后，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又开展了所谓的“红专讨论”，许多认真钻研业务或重视专业知识学习的同志，却被诬指为“只专不红”、“白专道路”而受到批判。先生专心致志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却被指控为“只专不红”的人，在系上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我也被指控为“只专不红”的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到咸阳的一所中学。工作以后，我仍然与先生通讯问候。1958年冬天，先生的《国史旧闻》第一册正式出版后，立即给我寄来了样书，扉页上有先生的毛笔题词：“思恩贤弟插架”和他的签名。我一直把此书作为珍贵的纪念。可惜，这本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中的暴徒所烧毁，实在令人惋惜。
参加工作以后，回到西安时，我也曾多次去家中看望，先生和师母把我当亲人看待，分别时，他们总是要把我送到楼门以外，深情的叮咛我有空再来。1964年以后，我因与友人写“人民来信”而受到诬陷。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更大的迫害，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1975年才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工作后，我再打听先生时，却得到他在文革中曾遭受种种迫害而重病逝世的噩耗。再难见到先生，这竟成为终生的遗憾。给我思想上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伤痛。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行改革开放，国家形势得到根本的好转,我调回西安，在高校从事历史教学工作，自己的思想也得到彻底解放。此前的20年青春时光，在极左路线的折腾下白白的耗掉了。现在面对新的形势，一切得重新学起。我又想起了先师陈登原先生，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刻苦钻研、成果累累，功垂史册，人所共见。我应该以他为榜样，继续实现他为国育才的理想，学习和发扬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学工作，热爱科研工作，学习他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实干精神，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为教育事业贡献全部的力量。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我能乐于教书事业、全力挽救年华，多干实事的思想和因此而付出的努力，都是深受陈登原先生教育和影响的结果。我几十年来在教学和科研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也正是在先生崇高精神的感召下实现的。所以，我一直通过讲课、报告、座谈等机会，向听众介绍先生的事迹和治学精神，大家听了很是感动，也从中受到很多的启示和教益。退休多年，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当年与先生相处的情景，又不断的浮现在我的眼前。1999年，拙作《中国近代人物史事论集》出版时，在书的“后记”中，曾专门记述了先生对我的教导和帮助，向先生的在天之灵致以深切的悼念。从内心说，我以自己有缘结识像先生这样的好老师而感到幸福、骄傲和自豪。
随着时光流逝，2015年又逢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此前获知，2012年母校西北大学纪念校庆110周年时，《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大历史学院联合主办“西北大学纪念陈登原、陈直先生学术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古籍出版社、陕师大、省考古研究所、秦兵马俑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陈登原老师的亲属陈宜张院士应邀专程从上海来参加盛会。会上，西大方光华校长介绍了陈登原、陈直教授的学术经历与史学成就。缅怀两先生严谨治学、教书育人对西大历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的重要贡献。另外，据陈宜张院士告知，先生原籍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订的《陈登原先生全集》，也将于年内正式出版。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特别高兴。特写下以上的回忆，以寄托自己对先生永志难忘的怀念。我相信，先生一生为教育事业作出的光辉业绩和高贵品德，必将激励和感召后来的人们，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敬爱的陈登原先生永垂不朽！
【注】此文首发于我校《教师教育》杂志2015年苐2期，后刊载于《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日），编者改名为《师恩难忘意深浓》。
作者简介：张思恩，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原陕西教育学院人文环境系）退休教师。从教40多年，一直以讲课为最大乐趣，“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退休后仍心系教育事业，笔耕不辍，主要出版了《中国古代人物史事论集》、《中国近代人物史事论集》、《中国史研究文集》等13部著作，撰写《关于诸葛亮“南中”留兵的研究》《“甲申三百年祭”与中国革命》等史学论文50多篇。所著论文被收入《中国领导科学文库》《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等大型丛书及新华网、人民网、百度网等有关网站。
编辑：王 颖
审核：赵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