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三事

文/赵志胜

父亲只读过三四年小学，会简单记账，能打借条欠条之类；父亲不善言辞，痴心耕作，成了行家里手；父亲酷爱车马，诚实经营，成了赶车能手；父亲荣任堰头，意外遭劫，险酿悲剧。

行家里手

我家鼎盛时期有十五六亩川原水早地，喂养一匹老马，基本农具齐备，除农忙季节，临时雇几个短工帮忙，其余农活均由父亲一人承担。那忙活劲儿可想而知。（土改时险被定为富农成分，逃脱了“阶级敌人”之厄运)。

父亲务弄庄稼，很重视关键环节。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下好种，问好苗，上足肥，适时收。下种要注意三点：一是选好墒情，地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二是种子要选当时最流行的、最优良的，当地没有的，就去外地买；三是撒种要根据不同品种（小麦、玉米、谷子、豆子）拿住稀稠，撒匀撒到，不留死角。旋肥要看对象，水稻对肥料的要求特高，插秧前，先铺一层农家土肥，待秧苗插后半月多，再上一次皮渣子（从礼泉、乾县、兴平一带皮鞋厂买来的下脚料。以斧剁成小块，塞在秧苗附近的泥里）。小麦、玉米、谷子、豆子就上农家土肥。为了有足够肥料上地，我家每年要养好几头大肥猪。猪粪、马粪、人粪，加上灰土，每年要攒好大一堆.小麦过去一般不锄，只在生长后期，拔拔长高的野草就行了，玉未、谷子、豆子，不仅要锄掉苗间小草，还要间好苗（谷子稠、间距小、很难锄，小孩子一般不参与），一遍不行，再锄二遍、三遍。给稻田除草，就难受多了。大热天，挽高裤腿，爬行在水里，拔掉水草，塞入泥中，抚松抚平苗间泥上。夏收秋收时节最怕下雨，五黄六月，龙口夺食，麦子熟到八九成就要下镰，先原（地）后川（地），先坡(地)后平(地)，这时非雇短工(麦客）不可，快割快运，晒干先堆成积子（麦子），待后慢慢碾打。这时，又要趁墒种玉米、种谷子（豆子一般套种在玉米里）。碾打小麦有分工，母亲带我们孩子摊场，父亲吆牲口拉上碌碡碾场，一碾就是老半天。最后的扬场技术含量最高，只能由父亲一人完成，麦粒麦糠混一起，要将二者决然分开，就靠一张木锨高高扬起，扬多高扬多远，朝着那个方向扬那绝对是有窍道有经验有技巧的。父亲确实是行家里手，傍晚扬不完，第二天一大早接着扬。这样的工序每天都有，直到碾完麦子。碾完表子，要把麦秸(既脱粒后的麦杆）堆积起来，这叫“集积子”（堆积麦垛子），众人运，众人递，父亲在垛子上面用木杈理平理顺，还要用脚前后左右踩实，堆堆堆、垒垒垒，几人高，几来宽，几米长的一个大积子稳稳竖起，非行家里手是难以操作的！

乐赶马车

一九四九年前一直到四九年初，家乡杜曲到韦曲、到西安，交通不便，没有公共汽车，人们出外众办事全靠步行。后来兴起了一股马车风，车主们套上胶轮大车((时称拉拉车)拉客载货挣钱。当时杨万坡有、杜东杜西有、西江坡有，故乡寺坡村也有了好几辆（仁哲家、五丁家、赵克义家），父亲非常羡慕，东借西凑先买了辆车，由那匹老马拉着，虽能运转，但因单套子，运力有限，挣钱不多，过了一年，又在韦兆骡马大会上买了头骡子（当时我也跟着父亲去了），经过一番调训，终于上了套，骡子驾辕，老马曳梢，单变双，运力提高，拉人载货增多，自然挣钱也就多了（运价很低，跑一天，挣不了几个钱）。

车多人少，竞争非常激烈，为争客源而吵闹的事时有发生。父亲略懂经营之道，想法从自身做起，长途(杜曲到西安）拉，短途(杜曲至美院、杜典至一中、杜曲至韦曲、杜曲至小寨）也不拒，只要有座位，随叫随停（犹今之“招手停”）。他又在车厢内准备了小板凳、马扎子、在车帮上加铺了软垫子，又让母亲缝制了一个能遮雨雪能遮阳的布篷子（热天还带上一大壶沙果叶汤），这样做的结果，赢得了客人欢迎，坐的人相对多了一些。

父亲和村里另外两户车主（克义哥和乙未伯）还跑了一回长途——去甘肃庆阳，给一商人送货物。要经咸阳、礼泉、乾县、永寿、彬县、长武，上坡，下坡，翻山越岭，路况非常不好，七八百里，来回要走上月时间，那才叫辛苦呢。

我也是坐着父亲赶的马车平生第一次进城的（实际只到南门外），只看到了城门楼子，只吃了五个油糕，因为太热，吃得又急，烫伤了“天花板”，还打碎了人家的碟子，太寒碜，太丢人了。

父亲还和村里其他六户车主集资捐献给村里戏剧班子制作了一套舞台帐幕（月白颜色，印了字）。

意外遭劫

故乡寺坡濒临潏河，以洋桥以北到安家茅庵以南，绵延数里稻田连片，蛙声不断。一条水量充沛的官渠自南向北穿中而过，正常情况下，浇灌绝大部分稻田没有一点问题(少部分稻田靠人工泉所架水车抽水灌溉），但遇到大旱之年渠水骤减，或渠道严重堵塞，流水不畅的时候，就要及时组织劳力，进行疏浚（村民叫“敲堰”），而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叫“堰头”（由村民推举），“堰头”随时观察天气和水情，勘察渠况，一旦发现渠水减少，且流动不畅时，便可作出“敲堰”（疏浚渠道)的决定。一经决定，就得广告村民(有稻田的村民),怎么广告？晚上串村敲锣，村民听到锣声，便知啥事，第二天一早，“堰头”再敲铜锣，村民便肩锨奔赴“堰头”指引渠段，待“堰头”分好各人要修地段，村民便各就各位，开始运作，“堰兴”开始清查人数，登记工作量。临解放(1949年）那年，父亲（时年40有余，有点显老）担任“堰头”，一天傍晚时分，“敲堰”刚刚收工，村民纷纷离去，父亲因检查疏浚成果,晚走了一阵儿，一场横祸袭来，一伙溃败离队逃往南山的国民党官兵劫持了父亲（听说让带路）。父亲吓得浑身打战，连连拱手求饶，但根本无济于事，父亲还是被带走了。凑巧，此景被正在远处割草的张老伯伯看见，他赶紧跑回村中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一听晕倒在地，正在烙馍的姐姐劝醒母亲，催促母亲快去找村中经常出头露面的能行人振藩叔有科叔和华亭伯等商议营救之事。母亲准备好不菲款项、烟酒、点心、锅盔等，振藩叔迅疾带领两个小伙子，骑上牲口，边走边打听，直到晚上九点多，好不容易在土墓峪村找到那伙逃兵（两个小伙和牲口藏在别处未敢接近），呈上礼金，告苦哀求，说动了排长，答应放人。一场劫难，至此化险为夷。父亲和几位乡亲回到家已经深夜，一家人吊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每每忆起此事，我总心有余悸，如果当时营救无果,那结局肯定是悲惨的！

作者简介：赵志胜，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原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退休教师。退休后热爱旅游、参观各种展览，一直热衷收藏烟标，门票，打火机等，闲暇时间喜欢阅读文学作品，阅报剪辑收藏资料，写了几十篇回忆性散文，搜集整理陕西方言书证6000余条。

编辑：王 颖

审核：赵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