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趣事
作者:刘桂琴
我出生在陕西省关中西府——宝鸡市。这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情习俗丰厚的小山城。这是个依山傍水,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真可谓寸土寸金。这里孕育了我的生命,铸就了我的灵魂,滋润着我的成长,印记着我永久的怀念。虽然上学就业离开至亲的家乡故土已经五十多年了,但童年时生活在那里的点点滴滴刻骨铭心,回味无穷。
我家五口人。爹娘继承了祖辈绝技,是远近闻名的种菜能手,终年靠在仅有的两亩菜地里刨金养家糊口。或许是造子娘娘的捉弄,我们姊妹三人的性格截然相反:姐姐漂亮大方,温柔文静,是个典型的乖乖女;哥哥瘦弱腼腆,文质彬彬,妥妥巨婴一族;唯独我顽皮胆大,雷厉风行,被人誉为“假小子”。生活在父母偏爱,哥姐宠爱的小家庭里,我确实幸福满满。
童年的生活虽然贫困却也乐趣无穷。我和伙伴们经常一起捡柴火,挖野菜,雨后去山坡捡地软,一起爬树摘槐花,采榆钱,掐苜蓿。一次,我爬到半崖捡一团地软时,地湿脚滑,跌落在几米深的山崖下,我硬是自己抓着干枯的蒿杆爬上去,回家没敢吭一声,唯恐爹娘再不允许我出外冒险。

大自然的厚爱赋予我们无尽的享乐。那时,妈妈缝的花布书包里只装着语文和算术两本书,每天只上四节课,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自我陶醉在各种活动中。春天,我们在万物苏醒的和煦阳光下踏青游玩,嬉戏欢唱,捉知了,采野花;夏天,我们一头扎进金陵河里打水仗,游泳避暑,抓鱼逮蝌蚪,捉蚂蚱,逗蛐蛐,比赛射弹弓;秋天,我们采摘各种野果,躺在草垛上边吃边讲故事;冬天,我们在打麦场打雪仗,堆雪人,滑冰,或躲在田地里挖红薯,掏山药,爬到树上掏鸟蛋,然后折些枯树枝烤的半生不熟,抢着吃的津津有味,无穷的乐趣伴随着我们快乐地成长。
更有趣的是,我们时常在清澈见底的金陵河里踏着水波追逐嬉闹,溅起的水花里融合着我们欢快的歌声和笑声。我们在河里游泳比赛,捉蝌蚪摸鱼抓泥鳅。晚上,我们经常结伴跑五六里路,去邻村看露天电影。我们爬坐在树杈上,草垛顶上和土墙头上“高瞻远瞩”,看的心花怒放。电影结束后,我一声口哨,大家出溜出溜滑下来集合一起收兵回营,我们沿途怪声怪气的模仿取笑片中的演员,自己学习扮演角色,尽管很多台词熟记于心,我们却逢场必去,乐此不疲。这种在大自然中享乐的情趣绝对不会逊色于现在大城市中最高档的儿童游乐场。
有时,我们在河里捡上游漂来的水果、蔬菜等有用之物。一次,我们几个伙伴合围协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了一条从上游鱼塘逃脱的漏网之鱼,嘿,这家伙足足有二尺长。其他伙伴胆小怕咬,只有我胆大不知死活,我紧紧搂抱住它想回去给家人一个惊喜。然而,十多斤重的大鱼滑溜溜的扑腾扑腾,几次从我怀里挣脱,直接把我带倒在地。好不容易捕捉到的战利品岂能丢掉?几经挣扎,我终于把它抱回家里。毫无疑问,我也完全被甩成了泥猴。
当时正值一九六零年的年馑时期,国家号召人民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每年每人只发一尺八寸布票,人人都是老虎下山一张皮,哪有衣服可换?无奈之下,我把鱼撇在院子里,一溜烟撒腿跑到河里,在河水里翻了几个滚,冲掉满身泥巴后,躺在河岸上呼呼大睡。上晒下烙,一觉醒来,赶忙奔跑回家。因为那时挨打无所谓,挨饿是大事。看到我衣服干干净净,娘用眼神暗示姐姐给我端来温在锅里的一碗浆水鱼鱼儿,哥哥也早把筷子递给了我。我端起饭碗呼噜呼噜狼吞虎咽后,习惯性地伸长舌头舔净了碗,立即去查看那条战利品大鱼。岂料,娘已经把鱼埋在了土粪堆里沤粪,准备给自留地肥田,因为在那个封闭的小山城里,人们根本不知道鱼肉能吃,尽管当时粮食极缺,人们饿得走路直打趔趄。
生活总是丰富多彩,但也掺杂着苦涩痛楚。没文化且很讲迷信的老娘给体弱的哥哥在后脑勺留下一小撮头发,梳成长长的小辫子,末梢系着红毛线,说是一直待哥哥长到十二周岁才能剪掉,这样,哥哥就会一辈子大吉大利富贵无比。
这条乌黑发亮的长辫子真给哥哥带来极大的麻烦。冬天可以藏在帽子里,其他季节只能吊到屁股处,随着走动的身体一甩一甩,格外引人注目。淘气的伙伴们经常冷不丁地从身后猛拽辫子,疼的哥哥龇牙咧嘴哭叫连天,常常不敢出门。
每逢这时,五岁多的我冲上前去施展拳脚,奋勇拼搏,保护哥哥免受欺负。突出重围后仍不解恨,我不顾一切,拉着领头者找他父母告状控诉,直到他被父母狠揍教训,连连求饶道歉才肯罢休。
当然,我也有走背运的时候,一次在教训肇事者时,我的长指甲刮破了他的手背,他母子前来告状讨伐我。爹爹手拿一尺多长的旱烟锅,我娘拿着笤帚棒,厉声呵斥我跪下道歉。我斜眼看着他流血的手背,把头一昂,执拗地大喊:“他领头欺负我哥,打死不亏。”爹娘只得给他抹药赔情,我娘无奈地哀叹道,“这个不知深浅的疯女子犟的没边边,啥时才能出脱个乖娃让人省心?”见娘难过,我的心里也酸溜溜的。
后来,我拉起一支“铁杆保镖队”。从此,队伍的威慑力有效地保护了哥哥。用喜欢恶做剧的捣蛋鬼们的话来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琴娃来算账”。不过说实话,当时街坊邻居们都公认,除过保护哥哥时出手打架外,我真没惹是生非闯过祸。
接着,我和哥哥先后踏进了校门。岂料,围绕着哥哥的长辫子,又掀起一波惊涛骇浪。一次,开学初全班点名,戴着厚厚镜片的语文老师,不知因为视力太差还是才疏学浅,他把哥哥的“刘丑丑”误念成“刘扭扭”,同住一村的孩子们哄堂大笑。下课后,他们又围着哥哥边喊“刘妞妞,刘扭扭”、又像甩跳绳一样揪扯哥哥的长辫子。幸好我两人的教室并排,当我看到这个场面,直奔开战,并招呼我的“保镖队”赶来助阵。一番较量后,作恶者们吓得屁滚尿流,老师也闻声赶来,他大喝一声“住手,谁要再敢欺负刘扭扭,立马开除。”然而,在当时国家“自卫无罪”的法规尚未出台前,我自然也陪着闹事者被罚站一上午。午饭时哥哥过意不去,偷偷地把他碗里的饭倒给我,一年多来,我第一次吃了顿饱饭。嘿,真值。
哥哥十二岁时辫子剪掉了。从此彻底风平浪静了,我也失去保护职责了。随之,在说话慢条斯理,笑不露齿的姐姐好榜样的熏陶中,我以超人的毅力,极力约束修炼自己,逐渐改变了性格——从一个无所畏惧的“假小子”出脱成了一个文文静静酷爱学习的“小书虫”。
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选为”宝鸡市赴京代表”,在十月一日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二百万红卫兵小将时,我有幸被安置在天安门观礼台,近距离看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这种幸福感终生难忘。
离京返校之后,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长征队”,既继承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精神,徒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我们三十名热血沸腾的学生,在几名青年教师的带领下,经过八天的长途跋涉才从宝鸡走到咸阳。在继续北上之前,三个体弱的女同学放弃“长征”,坐火车打道回府返回宝鸡。唯有年龄最小的我,在同行的两位女教师的鼓励照顾下,随同“长征队”坚持继续北上。
又经过十四天的艰苦卓绝的奋力拼搏,我们终于拄着木棍,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宝塔山。虽然当时两腿像灌了铅似的寸步难移了,但狂热的革命激情使我真真切切的品味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
在延安休整了五天后,淳朴善良的老区人民特意安排了一辆大卡车,经过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了六个多小时后,我们被送到了咸阳火车站。自此,我们登上火车回到了阔别一月的故乡——宝鸡,光荣地完成了约一千里的“长征”。尽管稚嫩的双腿受伤疼痛,但在那个特殊的动乱时代,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长征”确实磨炼和考验了我的革命意志,也赋予了我刻骨铭心的幸福经历。
在随后一年多残酷的武斗中,爹娘担心我们姊妹三人出门被误伤,索性把我们实实在在关在家里完全与世隔离。我被软禁在家期间,除过每天用土秘方治疗在“长征”中落下的双膝内伤外,利用这无事可干的宝贵时光,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几摞姨夫从废弃的图书馆里扫荡来的各种书籍,虽然对很多内容似懂非懂,但我“生吞活剥”,完全沉浸在书本之中,像海绵吸水那样自由自在地遨游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幸福感至今难以言表。
正如著名歌手李娜高亢的歌声——“生活是一杯酒,饱含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我的童年苦于贫困,但她苦中有甜,甜中有蜜,蜜中有爱,爱中情重。
作者简介:刘桂琴,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原陕西教育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退休教师。退休后以阅读中英美经典作品原著为最大爱好,通过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提高自己的欣赏能力和无限的自我陶醉,享乐退休后的幸福晚年。
编辑:王颖
审核:赵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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